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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凡真情,一个人地主的外孙子

发布时间:2019-10-20 06:07编辑:历史小说浏览(123)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谱写了一曲《版纳情歌》。
      
      一个上海知青十七岁来到西双版纳,安排在一个极为偏辟的小山村插队,他叫宽宏。城市知青下乡,在村里他啥活不会,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活却累得要命。后来,他发现他铲地的任务,每天竟被别人帮他干了一大部分,他不知是谁啥时给偷偷地干的,别人只给他留一小部分活。他想,这是谁在帮他呢?
      后来,他终于知道了,是当地一个农家的小姑娘——大亮帮他干的。他当然特别感激,于是两个人便很友好。
      有一天,他爽朗地对大亮说:“咱们到村里的河边去说说话好吗?”大亮也毫不介意地答:“行!”于是两人便去河边说话,刚说几句开头语,无非是,你家这如何,他家那地方怎样之类,就被村里人发现了他们在一起,引起种种猜疑。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家里人都认为他们在谈情说爱,这还了得。于是,大亮的爸就给她在本村找一个婆家,她不干。在结婚的前一天逃跑了,大家好不容易才找到她,她躲在深山里都快饿得不行了。
      她同家人对抗就继续绝食。家人一看不好,几天不吃了,这样下去不行啊。就找来宽宏劝说,他不能见死不救啊!毕竟大亮帮助过他。于是他便来到她家,经他一劝说,她便不绝食了。
      好好地过了一段时间,大亮的情绪很稳定。知青宽宏就回上海探亲去了。
      大亮他爸又动心思,再给她提了一门亲,以为这时宽宏不在跟前,正好。这大亮说啥不干,硬是被家人与婆家人弄走了。后来大亮在婆家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没有多久就死了。
      等宽宏从上海回来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他再看到大亮时,她已经彻底疯了。他听别人说,大亮在结婚那天,一直在喊着他的名字。他听了,非常难过。
      宽宏有一天,偷偷地跑到大亮家门前去看他,他远远地发现,她爸爸正在把她往脏脏的池溏里踹她,她还在笑着。宽宏看着特别痛苦。
      大亮因为疯了,婆家也不要她了,大亮就只好回娘家住着。
      宽宏十分努力,在一个中学当老师。后来知青纷纷回城了,他没有回城。
      他做出一个令人不解的决定。他去大亮家,对她爸妈说:要娶疯姑娘大亮。这时,她爸倒也不同意,坦诚地说:“大亮都疯成这样了,不能连累你了。”
      宽宏很坚决,于是真的娶了疯姑娘大亮。他说:“虽然我们没有真的谈过恋爱,但是,她却是因为我疯了。我不能丢下她不管。”
      他俩结婚的那天。大亮看到结婚证上写的是她与宽宏结婚,高兴得病都好了。
      宽宏要回上海,大亮她爸说:“你要是回城了,就不要把她带走了,你已经对得起她了,对她太好了,不能带她回城,让别人瞧不起你。”
      宽宏说:“那不行,我一定要带她走。我不怕别人说什么。”于是他把大亮带到上海,自己在上海找了一份编辑干。大亮又生了一个儿子,儿子也很成才,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公司当主管。
      大家议论:“天下真的有这样的好人,这是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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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那是在解放前。可他三岁的时候,却成了地主的儿子,那是在解放后。

    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自从他的爷爷迁徙到这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靠着辛勤的劳动,开荒拓土,在一片荒野之地开垦出成片的梯田,以种水稻为生。后来,修建的梯田越来越多,从半山腰的房子俯看,甚是壮观。可对于一个农民来讲,并没有心思欣赏这诗情画意的梯田。

    虽说他的爷爷和爸爸修了很多梯田,可这田地贫瘠,又是冷水田,收成也不好。虽然他家境不错,但并不比住在山下的农民更富有。他们家人口不多,吃不完的粮食挑到三十里外的镇上卖了,换成了银元,埋在自家屋脚地下的一个土罐里藏着。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这山沟沟的地方,山上的树木很多,有很多很大的杉树,他的爷爷和爸爸砍了一些老杉树,自己挖地基,请了盖房的师傅,在半山腰盖了一间三进二层的木房子。

    他爸爸是个独子,家里的劳力不多,眼看着开垦梯田越来越多,光靠人力已经是不够了,于是去镇上买了头牛来耕地。再后来,雇了一位本村的农民来做长工。

    村子本来就不大,总共也就十来户人家,人口还不到百人,村子的大多数人家都住山脚下,离他们的房子有六里地。可这六里地却隔了很多山,凭肉眼是看不到其他住户的。

    和他一起居住在半山腰的还有一户人家,也开垦了些田地,但没有他家多,也没有雇长工,也没有耕牛,凭自己的劳力耕作度日,也盖了和他家一样的一座房子。

    后来,和他相邻的那户人家,经常有一位外地人住了下来。行动甚是诡秘,白天住在他们家,晚上却出去了。没有人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他的爷爷和爸爸并不打听,偶尔碰到,打个招呼,问个候,擦肩而过。

    平淡的日子一天一天就这样过下去。

    2.

    1951年的一天,一个很平凡普通的日子,土改工作队进村。

    他的爷爷在土改工作队进村的前一年去世,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记忆。他的爷爷活了48岁,那时人都活不长。

    那时,他家四口人,他爸,他妈,他姐,还有他自己。土地按人口平分,他家多余的地都分给了其他人,可并没有人想要,因为他家的地都是盘山的梯田,田小,贫瘠,收成低,又远,但终还是分出去了。

    他爸雇的长工不能再雇了,辞了。土改工作队把他家的田分了些给长工,长工自己耕种了,定为贫农。村里有一户人家家境略好,定为中农,其他人都定为贫农。

    他邻居的那户人家被定为贫农。这户人家的户主本来是要去县里当县长的,可人家坚决不去,称自己没有文化,当不了县长,还是当农民。为啥一个深居深山的普通农民,一夜之间就被请去当县长呢?原来长期住在他家的外地人,是当地的游击队队长,后来官越当越大,解放后,已经是省里的一个大官。于是人家请他去当县长,硬是拒绝了。

    对他爸的阶级成分划分,土改工作队很是为难。有些人认为他家田多,应定为地主,有些人却不这样认为,田虽然是多些,但并不富有,虽然雇了一位长工,应定分富农,意见不一。但对他的那头耕牛的处理却是一致,那就是给全村人轮流使用。全村也只有这么一头唯一的耕牛。

    可他爸知道这消息后,非常舍不得。那头耕牛买来的时候是头小牛犊,和他相伴了十多年。他爸在知道消息的当晚,偷偷地赶到镇上卖了。

    得知他爸偷偷把耕牛卖了消息后,土改工作队统一了意见,一致认为他爸应划为地主。于是他就变成了地主的儿子。

    土改工作队召开了批斗会,他爸和他妈被戴上了高帽,胸前挂上了打倒地主的牌子,被拉到一块空旷地,站在群众的前面进行批斗。土改工作队本想召开一场声势浩大控诉地主剥削的批斗会,可村子就那么几户人家,他家偏居深山,和村民并无过节,唯一能动员的是他家的长工。可长工受了他的爷爷和他爸恩惠,现在又分了他爸的田地,心感愧疚,推说自己是个没有文化不会说话的农民,拒绝了工作队的要求。

    批斗会在工作队宣读他爸和他爷爷的剥削罪行后,草草收场。

    那时他三岁,她姐五岁,并没有被拉到台前批斗。他和他姐,和面无表情的村民站在一边,留给他记忆的是,他爸和他妈低着头,当工作队人员质问他爸的剥削罪行的时候,他爸面无表情,唯唯诺诺低头称是,他妈一声不吭,一双小脚低头站着。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后来的日子,经历了二场相似的批斗会。

    3.

    后来,土改工作队走了,山村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他爸爸和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妈妈则负责家务活,还喂养了一头猪和鸡鸭。他和他姐依然淘气地玩耍。

    生活依然是那样的艰辛和贫穷。

    再后来,他家的田地和村民一样,都收归到生产队去了。他家再也没有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他依然是地主的儿子。

    从此,他爸要和社员们一起参加集体劳动,可他家离生产队太远了。于是,他爸在一个深夜挖出了埋藏在自家屋脚下的银元,在山下和他的邻居一起合盖了一栋木头房。他和他的邻居也从山上搬到了山下。

    山上的房屋因此荒芜,过了几年,就破败坍塌了。

    生产队成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那时,他已经9岁,就去上学了。可他的姐姐并没有像他那样幸运,没有和他一起上学。再后来,他的姐姐远嫁到外地去。

    他并不是读书的料子,成绩不好,勉强读完初中,就辍学了。

    他更没有机会去当兵,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是没有资格去当兵的。

    他深感绝望,他觉得他一辈子都得呆在这山沟沟里,一个地主的儿子,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他想就当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吧,可地主的儿子却如影随形的伴着他。

    他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发生的事,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4.

    有那么一天,生产队部的墙上贴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红色标语,在那黯淡的村子,非常耀眼,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村子里多了些年青陌生的面孔。他们是来自省城的知识青年。他们的到来,村子顿时热闹起来了。

    村子没有钱为省城来的知识青年盖知青点,都分散到村民家中,和村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都称他们“插队知青”。他的邻居,那位一同从山上搬下来,曾经住过现在是省里大官的贫农家住进了一位漂亮的女知青。

    他家是没有资格安排知青住的,因为他家是地主,是专政的对象。可他和邻居是合盖的房子,共用一个大门和厅堂,他和漂亮的女知青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刚开始,女知青并不和他说话,可时间久了,女知青和她妈妈关系甚好。他妈妈和蔼可亲,他家有什么好吃,她妈妈总会端一份给女知青吃。女知青干活回来,家里没有开水喝,也会向他妈妈要口水喝。

    在那孤独苦闷的日子,他们也渐渐的熟悉起来,由最初的相见无语,到后来的拘谨搭讪,再到后来的相谈甚欢,再到后来村民发现他们异样的眼神,就知道他们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可村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一个年青未娶,一个未婚待嫁,如果他们能成就一桩婚姻,也是一件美事。村民从不认为他是地主的儿子,就不能娶个女知青做老婆。

    可他们的事却惊动了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大领导,因为他把女知青的肚子搞大了,他们要结婚。

    最初知道这事的是女知青的妈妈。女知青写信告诉她妈妈,她要结婚了,和一位当地的农村青年结婚。她妈妈接到信后惊诧不已,怎么也想不到她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农民,第二天就买了火车票从省城坐了一天的火车,又换乘一辆破旧的汽车坐了三十里沙土路,接着又步行了二十多里的山路,来到了女儿插队的村子。

    可更让她妈妈想不到的事,自己的女儿要嫁的不仅仅是一个农民,而是一个地主的儿子。

    这无论如何都无法让来自省城的母亲接受。虽然她家不是大富大贵,可她父母毕竟是在省城的一家国营企业有着稳定工作的工人。

    她妈妈极力反对女儿的婚事,力劝女儿不要嫁给地主的儿子,将来回城找个城里人过日子。嫁给一个农民,意味着她女儿要一辈生活在穷山僻壤的小村子;她女儿的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嫁给地主的儿子,意味着她女儿将来的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都是地主。在那个年代,地主可是被批斗的阶级敌人,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可女知青死活不听妈妈的劝阻,还反驳她妈妈说,回城,做梦吧,你看哪个知青回城去了?回城,那时,不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而是根本就没有路。

    她妈妈还是从女儿的身形和村民的口中知道了女儿怀了地主的孩子,这更是如同晴天惊雷,惊得她昏了过去。

    她妈妈醒来后,苦口婆心的劝说女儿跟她回城打了肚子的孩子,甚至以断绝母女关系相要侠。可她女儿犯倔,就是不肯听从妈妈的意见。

    她妈妈陷入绝望的境地。不行,她一定要阻止女儿的婚事,否则女儿将“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一辆北京吉普车快速的驶进村子,扬起阵阵尘土,在生产队队部前的宽阔地停下。那时正值农闲的冬季,村民们聚集在队部闲聊,全都围了上来。这可是村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吉普车。

    车上走下了三个干部模样的男人,一位是地区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另外两位是办公室的干事,最后下来的是女知青的妈妈。他们三位直奔生产队部楼而去。

    原来是女知青的妈妈来到百里之外的地区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告发地主的儿子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呀!那是反对无产阶级,是犯反革命罪的。接待她妈妈的小干事听了她妈妈的叙述,立即向主任作了汇报,主任听后惊讶不已,想不到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发生了这样的事,又向地区革命委员会书记汇报。书记听了此事,非常恼火,命令主任亲自带队调查此事并形成书面材料向他汇报。

    他们三位找到生产队队长,出示了介绍信,命令生产队长带上民兵到地主家把他、他爸和他妈全绑了,双手反吊在队部的房梁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也就是这次调查组长的组长,解放前原是在当地的地下游击队一个小队长,一个农民出生的儿子,看到他爸、他妈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吊起来脚尖差不多已经离地,非常痛苦,更何况地主的老婆是个瘦小的裹脚女人,心生怜悯,示意生产队长把他们放下来,关到另外一间看押。

    女知青得知自己的未婚夫、准公公、准婆婆把绑了,急冲冲地赶到队部,怒怼调查组人员,要求把他们放了。女知青的到来不仅没有解救了他们,自己反而被关押起来。

    调查由此展开。

    调查结果出来了,女知青和他是自由恋爱,也不是他爸妈这样的地主坏分子唆使他和女知青相恋和发生关系。调查组也没有采纳有村民说,是他妈在给女知青喝的水中放入一种神秘的符咒,让女知青对地主的儿子痴迷,失了魂魄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违反科学的。

    而女知青却不依不饶地要求调查组批准他们结婚。

    这样的调查结果让调查组的人感到非常为难。

    如果定他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反革命罪,可他和女知青们是自由恋爱的,婚姻法和政策都没有规定知识青年不能和地主成分的人结婚,并没有达到判刑的程度;如果批准他和女知青结婚,无疑是把革命的知识青年推向了阶级敌人—地主的身边,与时下的政治气氛格格不入。

    调查组最终做出决定:他,还有他爸妈,定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行,接受人民的批斗。同时撤销生产队长的职务,给予生产大队队长行政记过处分,给予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口头警告处分。

    调查组并没有批准他们结婚,但也没有说他们不能结婚,而是交由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民政事务处办理登记。

    批斗会交由生产大队组织批斗。调查组就回去了。

    他和他爸被五花大绑了起来,戴上白色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他的牌子上写着“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爸的牌子上写着“打倒地主”,被押到离村子十里远的生产大队队部的大礼堂批斗。

    本来他妈妈也要被押着来批斗的,可他妈妈是小脚女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而生产大队却连辆拖拉机都没有,十多里的山路,让一个小脚女人一天也走不完,总不能让民兵抬着他妈妈来大队队部接受批斗吧。大队队长和队干部商议,决定不押他妈来批斗。

    生产大队下辖八个生产队,分散在不同的自然村中,生产队的男女老少,能来的都来了。各个生产队的插队知青都来了,黑压压的站满了礼堂。而他的对象----漂亮女知青也被两位身强力壮的女知青架到了批斗现场。

    他和他爸被押上了礼堂的主席台上,头被民兵狠狠的按下去。他眼前看到的是黑压压的人,他们的表情并没有愤怒,怨恨,仇恨。他的耳边听到了一阵一阵的口号声。他看到了站在台下,他的未婚妻那幽怨的,怜惜的眼神。

    这是他第一次被批斗的大会,但绝不是最后一次被批斗的大会。

    5.

    批斗会结束后,他们回到了村子,生活依然再继续。

    女知青的妈妈回省城去了。作为母亲,她感到无奈和羞辱。女儿非要嫁给一个地主的儿子,这令她无法理解,可女儿返城的路却是前路漫漫,遥不可及。

    眼看着女知青的肚子越来越大,他们来到了公社民政助理登记结婚,可被拒绝了。谁有胆子批准来自城里的知识青年和地主结婚了?

    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为难。那时,在农村,很多夫妻都没有登记结婚。

    他们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邀请了亲戚朋友和村里的人,杀了猪、鸡、鸭、鱼,拿出家中自酿的米酒,打了米粿,摆了10多桌酒席,大家聚集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喝酒吃肉,见证他们的婚礼。

    女知青那边的亲人一个都没有来。

    生产大队的插队知青都来了,尽管他们并不认同他们的婚事,可在那缺少荤食的时代,谁会拒绝饱食一顿的机会呢?

    婚礼后的三个月,他们的孩子出生了,是一个儿子。他爸和他妈高兴得合不上嘴。他和他爸都是独子,后继有人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又有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最小的是女孩。

    一家七口人,日子过得依然艰辛和贫穷,但也其乐融融。

    可一场“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又让他和他的老婆挨了批斗。

    他所在的生产队,是附近出了名的富裕村,村里不仅粮食自给自足,多余的粮食还出售给国家,每年分到的工分钱也比别队多。遇到别的村粮食不够吃,还向他们的生产队来借粮。为此被定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尾巴村。地区革命委员会派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作组进村,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

    农民养得猪,鸡、鸭都不得超过规定的头数,超过的头数都被没收了。农民的自留地,工作组的人拿着尺子丈量,超过面积的不能种,全毁了。

    一下子,富裕的生产队变成了穷队。本来所谓的富裕生产队只是比别的生产队生活更好些,还真称不上富裕。

    村民的生活更加困难,甚至蔬菜都不够吃。

    那年春天,生产队的竹子地长出了春笋。村民们隔三差五地偷偷地上山挖些春笋来填肚子。大家都心照不宣,哪个村民没有挖过生产队集体竹林的笋呢?

    可这事被驻队工作组发现了。偷盗社会主义集体财产,不得了的犯罪行为,必须批斗。可总不能对所有村民进行批斗,否则谁斗谁呢?

    村子只有他一位是地主,其他都是贫下中农,不批斗他,还批斗谁呀?

    他和其他村民一样,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需要吃饭呀!他也上山偷偷地上山挖了笋。

    批斗会在晚上举行,就在队部的破房子。昏暗的灯光下,他、他爸、他老婆被民兵押了上来,头上戴着尖尖的高帽,胸前挂着“打倒地主”、“打倒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木牌子,站在前台。

    村民们一个个阴沉着脸,丢魂落魄似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他们几乎都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谁不想在这饥肠辘辘的时候,挖几个春笋来度日呢?

    工作组这次没有饶过女知青,因为她嫁给了地主,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是阶级敌人了。对敌人就必须批斗。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没收的春笋,资本主义尾巴罪行的物证,却成了工作组的美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些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没收的鸡、鸭、蛋,不都落入工作组那些人的腹中吗?

    6.

    插队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了。

    他的老婆,一个漂亮的女知青,一个深爱着他的女知青,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母亲,对返城并没有动心。

    可当一个个知青都返城了,当全公社的插队知青都返城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返城了。

    当时政策规定:结婚的不许返城,而且,只能独自返城。当那些和当地人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于是离婚了,抛下爱人和孩子独自返城了。

    可他的老婆当时并没有和他登记结婚了,办理返城手续倒是很顺利,独自一个人回省城了。

    从那时开始,他成了村里的笑话,村民总拿他开玩笑,说他老婆跑了。

    他总是笑而不答,从不和别人争论。他相信他的老婆是爱他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次在团聚在一起。

    他一个人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

    大约过了五六年的时间,他带着孩子到省城和老婆团聚在一起。村民们听他说,他老婆在城里开了家服装店,赚了不少钱,买了房子,叫他回去帮忙打理。

    他走后,留下八十多岁的爸爸,妈妈在村里独自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城里过得怎么样。

    有那么一天,他的老爸病得不行了,他带着他的老婆和孩子回到村里来了。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过得不错,还开来了一辆小轿车。那时,小轿车可是县长级别人才有的。

    村民笑着说,你这下真成了地主了。

    办理了他爸的后事,他接了他妈和他一起回省城生活。

    从此,村里人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得怎样。后来,不知道听谁说起,他在城里住上了别墅,开上了豪车,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再后来,村子已经没有人住了,大家都离开村子,搬到县城或镇上住了。

    村子的田荒芜了,长满了高大粗壮的树木。房子破败不堪,或坍塌、或倾斜。

    他的房子倒塌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村子的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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